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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Domus China 2009.3


最近几个月,一个12层高、总建筑面积仅有4500平方米的博物馆改建,在纽约乃至美国建筑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实上从建筑诞生那天起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涉及的人物很多。上到众议员、纽约市四十年来的各任市长、城市建设文物保护部门,下到普通的市民。行业遍及建筑师、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作家、演艺明星和政府官员。这座引人热议的建筑就是哥伦布转盘二号(2 Columbus Circle,以后简称2CC)。


2CC只是地址,现在建筑的主人是艺术和设计博物馆(Musuem of Arts and Design,以后简称MAD)。原建筑在1964年落成,之后功能和主人数经改变,曾经是艺术博物馆、学校、办公室、文化中心。1980年后建筑产权开始属纽约市所有,1998年后建筑就空置没用。从1996年开始,学者民众要求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Landmark Preservation Commission,以后简称LPC)将2CC列入纽约地标名单中进行保护。但民众要求对此召开公开听证会的请求屡屡被拒。2003年,MAD买下此楼决定进行改造作为新的展览和办公地点。在改建方案公布前后又发生了很多争论、抗议和口诛笔伐。由于老建筑风貌即将消失,2006年2CC被世界纪念物基金会列入“100个濒危案例”。2008年9月28日,新博物馆改建完毕向公众开放。故事还未结束,新的一轮争论似乎又开始了。2CC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影响纽约城市更新和建筑保护并挑战着政府和民间在其中的角色。


地段:哥伦布转盘


哥伦布转盘(Columbus Circle)位于纽约上西区和中城的交界,中央公园西路、中央公园南路、59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叉口。是纽约最大的几个大型交叉路口之一,与时代广场通过百老汇大街相连。它紧邻着中央公园的西南角,同时又是上西区的门户,位置十分显要。原来转盘周围最重要的建筑是纽约会议中心(New York Coliseum)。会议中心拆除后地块上新建的是由SOM设计的时代华纳中心(Time Warner Center)。建筑颇受好评,两座光洁玻璃幕墙的塔楼从6层裙房上腾空而起,裙房和塔楼向转盘的一面都用弧线和斜线向转盘中心致敬。裙房内设有高档专卖店、餐厅、书店和爵士乐剧场,熙熙攘攘的人流给古老的转盘增添了很多现代都市气息。


2CC所在的基地位于转盘南侧,南西东三个方向分别为58街、8大道和百老汇大街。红线是不规则的四边形,最长的一边29米,没有任何一边边长是相同的。地块非常狭小但四边都独立,这是曼哈顿很少见到的情况。中心地段上的独立地块,是建筑备受注目的重要原因。


历史:一座奇特的浪漫现代主义建筑


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是2CC老建筑的主人和建筑师。业主哈特福德(Huntington Hartford)是大富翁,慈善家,著名连锁超市A.&P.的继承人。建筑师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一位早期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拥趸。纽约MOMA就是他与Philip L. Goodwin合作的。而在战后,斯通设计的建筑的风格有很大变化,增加了很多装饰性的要素,比如有孔洞的格子和装饰性的线脚。他手下的其它知名作品有华盛顿的肯尼迪演艺中心,新德里美国驻印度使馆,还有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的美国馆。


2CC原名叫现代艺术画廊(Gallery of Modern Art),就为了这个名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t Art,即MOMA)曾经和它打过官司,说名称太相似会影响MOMA的名声和让捐款人不知所从。哈特福德反驳说Modern Art这样一个词汇怎应被一个博物馆霸占。对现代艺术,他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他不反对艺术家改变真实自然的权利,但认为这种抽象变形应该操之有度。哈特福德想用他的博物馆来告诉大家,现代艺术并不全是那些MOMA里面的抽象艺术。这样的理解在建筑设计上也影响到了斯通,使之终成为一个现代主义的异类。


特殊的地块条件决定了这是一个竖直博物馆。斯通的最大的想法整个建筑就是一座大楼梯。沿梯走下来便经过了所有的画廊空间。但因为平面非常小,事实上除了电梯核心筒和逃生楼梯外,剩下的都是边角空间。这也成了一个博物馆的致命功能缺陷。为追求纪念性并与当时转盘西边的Coliseum协调。 外立面挂上了白色佛蒙特大理石,几乎没有窗户,最大的开口就是顶部两层餐厅外面设计的柱廊。除此之外,在建筑的四个角部附近和额头,排列了舷窗一般的圆孔洞。而在首层四周都设计了威尼斯哥特的风格的柱廊。建筑落成后一片哗然,被人称作“白色的大象”。一个著名的建筑评论员形象的称之为“棒棒糖上的威尼斯宫殿的包装盒”(Die-cut Venetion palace on lollipops)。后来很多人干脆就叫它“棒棒糖大楼”。


博物馆展出的主要是哈特福德的私人收藏,他还请达利专门画了“哥伦布美洲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by Christopher Columbus),来反映地段哥伦布转盘的主题。开幕时,包括画家本人达利在内等名人纷纷到场助兴,好不风光。可就在开张短短五年后的1969年,因维护费用太高等原因,博物馆关闭。哈特福德随即转让给Fairleigh Dickinson大学。之后的2CC又变成了纽约文化中心、参观中心和纽约文化事务局的办公室。1998年以后,建筑一直闲置。


在国际主义风行若干年后人们对它开始厌烦时,斯通实验性地扩展他对现代建筑的理解。但2CC奇异的外表让很多人感到不爽,也成了民众的谈资和笑柄,但人们对它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964年以来的40多年,2CC一直是一个让纽约人爱恨交加的建筑。


改建: 文物建筑保护派,开发商和政客之间的角力


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Landmark Preservation Commission,以后简称LPC)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LPC是在1963年纽约最古老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被不必要的拆除,整个纽约为之震惊后的两年成立的。自成立以来已保护了全市1100个文物建筑。纽约市规定,建筑寿命达到30年时,才有资格提出成为地标的申请。1996年,LPC首次拒绝了一个民众要求针对2CC公开听证的申请。在国家历史保护团体和世界纪念基金会都把2CC列入可“最岌岌可危的文物”之一,时,LPC仍然对它无动于衷。


舆论认为LPC伙同市政府忽视民众学者要求,意在把将地出售给出价高的买主可获得数以亿计的财政收入。而纽约市长彭博非常赞同改的原因在于,2CC的更新是哥伦布转盘大开发的一部分,一个老旧的几十年不变的2CC显然不是他想看到的。支持拆除或改建的还有2CC的新东家MAD及一些评论员和学者。他们认为2CC过去和现在真正运转过,这个建筑就像一具无生命的身体。转盘的发展要与旁边的时代华纳中心一样与时俱进。


支持保护的人中有很多的明星脸,其中有建筑历史学家斯特恩(Robert A.M. Stern),耶鲁大学教授斯加利(Vicent Scully),著名作家沃尔夫(Tom Wolfe)等个人,还有Landmark West等民间组织。要求保护承载了纽约历史丰富人文历史的这一建筑。


斯特恩在2003年2月写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一些人认为我一定昏头了,想保留这个他们觉得如此之怪的一个建筑,因为他们觉得怪,所以就认为这个建筑难看。我不这么看。我们应当往远看,不应当随意忘记、反对或是斥责刚刚过去的历史,也不应该仅仅保留过去的一部分。利华大厦和西格拉姆大厦代表正统的战后现代主义。可纽约不是一个正统的地方,纽约是世界大都会。纽约是正统被新的想法所质疑和挑战的地方。2CC正是这样一个挑战——到今天它还在向我们挑战。它的现在和以前一样重要。它过去是,现在也是向高度现代主义脸上掷去的一片颜料。正因如此,2CC应当被完整保留下来,让后代去欣赏、思考、争论和学习。完整保护这个地标建筑!保护它对公众的惊醒刺激、甘于冒险的艺术体现。” 沃尔夫说,在每个人都热衷于玻璃、金属和白色隔墙时。斯通站出来说,建筑还可以这样搞。斯加利在给LPC主席的信中说,“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是,这个过去很少人喜欢的建筑,正在一天天的看起来越来越有魅力,… …它的完整、独特、不屈不挠地要发言的决定已经走到前面来,并影响着我们看待它的态度。”



新建筑:继承、时尚和前卫之间的难题

 

新的MAD的设计由克鲁普菲尔(Brad Cloepfil)和他的设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公司AWA (Allied Works Architecture)负责。克鲁普菲尔在设计了几个较大的博物馆工程后在业界小有名气,代表作有西雅图博物馆加建和圣路易斯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克鲁普菲尔要做的首先是要保留人们对斯通版2CC的记忆。斯通的2CC身披白色大理石,克鲁普菲尔首先把材料定为白色。用了白色的陶砖在视觉上建立与老建筑的延续。陶砖加上特殊工艺可在不同光照下有不同颜色反射。而陶砖在建筑上的使用也许正是最大的败笔。用陶砖最老道的建筑师可谓皮亚诺,皮亚诺在办公和科研建筑中常用的陶砖与玻璃幕的配合可谓既传统又现代。但用在开窗面积较小和无明显建筑体量穿插对比的2CC上陶砖比例有些失调,更像放大的白色面砖,从远处看分缝消失后,整个墙面就像没有光彩廉价的铝板。


从外形来看,建筑不同材料部分组合比例关系,开窗所处位置以及各开口在各个立面上的关系逻辑性不强。老建筑立面在虚实上是对称的。以实墙面为主,在靠近角度的地方用圆形舷窗洞形成了转角。立面虚实变化比较微妙, 在顶部和首层造型的处理中都可看到斯通花的精力和心思。而新MAD立面上几道的竖向深色玻璃带,象在白纸上刷了粗粗的几笔。有人从正立面和侧立面上看出了两个巨大的字母“HI”。评论家古伯格(Paul Goldberger)写的建筑评论的标题就是“你好啊,哥伦布(HI Columbus)”。从与周边建筑的关系上,新的2CC就象一个外星来客,生硬的降落在这块地上。


室内的处理是克鲁普菲尔另一重点。立面上的折线形式进入室内后,对地板进行切割,将光线引入。然而这样的处理对一个活动中心合适,而对一个博物馆来讲,过多对光线和观众视线的干预将分散对展品本身的注意力。完成的效果也证明了这点。


可以从美学上和意义上两个方面来看新的改建:美学有太多的文化及社会指涉,是主观的没有定性标准的。多数人同意仅能说明符合主流美学当下的喜好,其未必具有古典意涵里的永恒价值。如果专注在建筑物质本体,单就建筑自身以及将其置于环境之中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以此为读本来探讨其建筑美学。这个建筑的外表是流行的,但是否前卫?前卫艺术和流行时尚不同在于时尚是纯粹感官的。赫尔佐格迪穆隆的表皮是前卫的,是有思考的;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在半世纪前和现在都是前卫的;而在2CC,,斯通的旧设计中前卫的意思(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的博物馆),却在更新后的方案中找不着了。新设计注重的在视觉上对于建筑表皮的操作,更多的是时尚的追随。也许克鲁普菲尔试图从几个最新落成的纽约博物馆的做法上都获得灵感:New Museum的纯净,美国民俗博物馆的带手工质感的外墙,Eye Beam博物馆的折线形式,MOMA外墙玻璃和实墙面的微妙关系。但对比效果图和建成效果即可看出建筑师把控力欠佳。效果图柔和的材质伙同微妙的光线在完成后变得非常的生硬。从工艺角度讲,和威廉姆斯/钱的民俗博物馆相比,订制的陶砖并未在实验性上有突破,只是颜色和质感不同。这张新的表皮,像是一幅规矩的抽象画,抽象画如何规矩呢?规矩体现在水平垂直两个平面上。对于这栋在体量上四个面没有明显的凹凸进退的房子,新立面的线条更强调在转面后的延续,刻意制造出如包装纸在原有建筑结构上包裹的效果。在材料运用和立面比例上,没有看到新2CC想和周围环境呼应的企图。


说到对意义的追寻,建筑作为社会文化历史的载体,又传达了怎样的讯息?从历史建筑再生的角度谈起,这不能算是个成功操作的案例;首先,外立面材料选用玻璃和陶砖,已经宣示了其和过去历史和记忆的切割,而将首层威尼斯哥特柱廊不留尊严的封存于玻璃之后来显现出其对历史保存的态度,既形式又戏谑。Roland Flores说,“在那表皮之下封存的比揭示的还多”。 到底这层薄皮表达了什么?似乎应该解读为反应当下表象和内在的剥离。在凸显对建筑表皮和内部空间的思考,是想用现象学来探讨纯粹意识内的存有吗?建筑师更专注的,是如何将立面的开口延续到室内,经由对地板切割的手法形成内外以及三维(或说是折叠的二维)的结合,把光线物化为形式的结合。并企图使人在画廊封闭的室内环境感受到哥伦布转盘和中央公园等周遭环境的存在。是这样的话,设置一个露台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将之理解为折叠的二维的建筑来看的话,细条窗所展示的中央公园应该和展示墙上挂的画同属一个平面,是二维的。而露台是三维的,不属于这个系统。那么对这建筑的理解便交圈了:这是一幢由二维平面折叠起来的对历史戏谑的建筑。

 

启示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和对抗已经超越了2CC本身。已经偏离了斯通是否是一个好的建筑师,2CC是不是一个好的建筑的辩论。就2CC本身来说,经历了一个从被人讨厌、到不喜欢、到熟视无睹、到最后被人喜欢的过程。那问题是:我们应该保护什么样的建筑?一个建筑不一定非得是好的重要的建筑才会成为地标,地标是人们心里的坐标。地标的不一定是好的设计,而是它在一个城市记忆中的存在,在社会历史中的存在。LPC和纽约市政府拥有的只是一个狭窄的过去和部分的现代主义。密斯的西格拉姆大厦和SOM的利华大厦都与2CC同年代建造,却被大多数人奉为经典。斯通的2CC也是当时现代主义舞台上的一员和纽约建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角色。


保护2CC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但13年中纽约市政府和LPC 不顾民意的做法是民主制度下另一种的专制。而这次大家对建筑改建的不认可又引发出保护主义者的愤怒、痛心和欢呼(看,搞砸了。我不叫你们乱搞的)。可如若是一个成功的改建呢?


2CC的历史也许正是十年内甚至几年内北京会面临的争论,如何看待一个承载了一段城市历史的老建筑,我们应该拿这个建筑怎么办?建筑会老化,城市的进化呢?